昆明车站下车后，王庆昌望着不像想象那么美丽的春城，顿时感到有一种离乡游子无着无落，神魂飘渺的感觉。他不是思乡，也不是想家，他在琢磨住哪儿，如何生存。好在口袋里还有几十块钱，先在车站附近的小旅馆住了一晚，第二天就在昆明城外转悠。70年代，昆明还很破旧，也不繁华，不大功夫就转到了市郊。在一片庄稼地边，他发现旷野里站着一个酷似北方看瓜窝棚一样的小竹楼。四周静静的，没有人烟，他爬上竹楼，只见几根粗大的竹子上悬挂的小竹楼，雨淋日晒已显腐朽不堪，楼顶上乌黑的茅草和树叶间长着鲜嫩的小草，用竹皮编织的四壁也已凋零破旧、跑风露气。王庆昌站在小竹楼上用力晃动了一下，感到竹楼虽破但很坚固，地板上还放着一个蒲草垫子。这时，王庆昌有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，难道这就是我将要栖身的地方吗？他返回昆明花6块6毛钱买了一个褥垫子和一个床单，本想再买一顶蚊帐，但摸摸口袋钱已不多，这晚他就这样在小竹楼里睡下了。昆明属高原地带，四五月的天气下半夜还很凉。前半夜还好，但他睡不着，心里不住地琢磨接下来去那挣钱吃饭。他想过去车站当装卸工、扛大包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力气还行。后半夜他想睡了，但四壁透进的凉风让他直打寒战。他把自己裹在床单里瑟缩着，不知是蚊子，还是跳蚤、臭虫，身了底下总觉得有东西在蠕动。好不容易熬到天明，肚子开始抗议，咕噜咕噜直叫。

王庆昌下得竹楼，在附近的小水塘边洗了一把脸，他直起身向四周眺望：晨曦中，一簇簇竹林随风摇曳，绿丘碧水，百花斗艳，好一派南国风光。旭日东升，借着竹林中透出的缕缕阳光，隐约间他发现约一华里处有一个小村落。他走近村子，发现这里有十几户人家，小街上还有小卖部，小饭店，便胡乱买了些米饭、小炒填饱肚子返回了竹楼。总不能坐吃山空呀，上午他再次来到了小村子。嘿！村子虽小，还有小集市，有卖菜的，有卖日用品的，还有卖少数民族服饰上的各种绣品的。王庆昌仔细观察了一下，绣品上的图案很传统，大多是“多福多寿”、“龙凤呈祥”、“二龙戏珠”等等。看到这些，他又想到了画画。他找了一个文具商店买了10张白报纸（书写纸），买了颜料和毛笔，满怀希望地回到了小竹楼。

画画需要水，需要调色盘，再说他也要喝水，到哪儿找个盛水的器皿呢？他在竹楼四周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可用的器皿。正在他犯愁时，一位云南老哥走近竹楼。起初王庆昌没想到这竹楼是有主的，这是主家找来了。他只想是一个过路人看到陌生人来问问明白。云南人一般都比较厚道、热情、好客，不欺生。老哥见王庆昌在竹楼里摆弄他刚买来了颜料，就问你是哪儿人，在这儿做什么？王庆昌也不隐讳，说我是河北的，是画匠，想住在这儿画画，但找不到取水的器皿。话音刚落，只见老哥从竹楼上抽出一根竹子，跑到竹楼下，拿起一把铁锨用力砍下一截，然后跑到小水塘边灌了一竹筒水，放在了王庆昌面前。真是那的人有那的人的活法儿，王庆昌学着老哥的方法，又砍下几截，便有了喝水的，调色的器皿了。老哥说，这附近是他家的自留地，这个竹楼是他家秋天看庄稼用的，现在没用，你就在这儿住着画画吧。王庆昌非常感谢，说等我画了画一定先送你一张。以后这位云南老哥一有空闲就来看王庆昌画画。一天，这位老哥见王庆昌画得花鸟画，就问你这画卖吗？王庆昌说卖。老哥问卖多少钱一张？王庆昌说一块两块都行。老哥说我买一张。王庆昌说：“嗳，我不是答应过你吗，要送你一张的。”王庆昌就拣了一张老哥喜欢的画送给了他，也算作住人家竹楼的报答吧。这位老哥拿了画就回了村，并逢人就讲，他家田里的小竹楼住着一个外地画匠，画得多好多好。村民们一传十、十传百，不到一天的功夫就都知道了。过了几天，老哥领了四五个村民来买了画。

起初，王庆昌不敢随便画，只是画些花鸟鱼虫、飞禽走兽之类，怕内容不“革命”的画让人告了官，把他当坏人抓了起来。后来他才逐渐发现，云南这地方山高皇帝远，画什么也没人管。而且，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底蕴厚实，文化需求很旺盛。他就琢磨着画些当地人喜闻乐见的东西，开始仍是画些花鸟、山水什么的，并琢磨着在画上题上毛主席诗词。如画梅花就在旁边题上毛主席的《咏梅》“疑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”画山水就题上毛主席的“天生一个仙人洞，无限风光在险峰。”拿到小集市上，很受当地群众的喜爱。

后来，王庆昌发现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对中国传统文化很热衷，就试图想画些比较传统的东西，如十二生肖等，至于画门神、财神和灶王一类那个年代他想也不敢想。他还是有些不放心，孤身漂落在外，绝不能惹事生非，一定要图个安稳、不出事为最好。他向老哥打听，假如画些十二生肖画会不会有人查？老哥说不会有人管的，这他才放下心来。之后便开始画些狗、虎、马等生肖画。为了更有市场，更受群众喜爱，他在生肖画上都题上一句吉祥语。如画狗就题“义犬如虎”，画马就题“马到成功”，画虎就题“如虎添翼”。再后来，他还学着一些少数民族群众的绣品图案，画些他们喜爱的“图腾”。一时间，这个“天外来客”的小画作，倒成了这个小集市的抢手货。这时，王庆昌离家后一直漂浮不定的心情，似乎有些安定。他还似乎找到了一种安家过小日子的感觉。下午安心在小竹楼里画画，上午就跑到小集市卖画，晚上仰在床垫子上，看着天上的月亮，数着天上的星星……

生活倒也安稳，收入却寥寥无几。一幅小画卖一元钱，一天卖个三张五张，只能简单糊口。这地方不缺粮，米饭五毛钱管够。但都有个规矩，光吃米饭不卖，买米饭必须买菜。菜一般很贵，一个素炒菜也得两块钱。这样长期下去哪成！这时，王庆昌忽然想起了齐山山。对！找齐山山的舅舅去。

王庆昌找到了齐山山的舅舅鲁近平。鲁近平当时是昆明火车站的副站长，分管后勤工作。王庆昌向他介绍了自己的情况。他没说自己是“逃婚”跑出来的，也学着齐山山的情况说是在家打架惹了祸躲出来的。这时，鲁近平已得知外甥齐山山的遭遇，二人又聊了一些齐山山的事，双双痛惜哀叹一番。王庆昌向鲁近平站长介绍了自己的手艺，希望他有机会给承揽些画工的活计，鲁近平热情答应。

王庆昌返回小竹楼，一边卖画，一边等待和盼望鲁近平那边能传来喜讯。但一晃两个月过去了，鲁近平仍无送来喜讯。一天，他心情烦闷便溜哒来到了滇池边。面对碧波荡漾、波光涟涟的滇池，他心潮逐浪涌，怒火胸中烧。彭炳欣娘家人围打他的场面，王家族人斥责他的声音，法院法官荒诞的宣判声都再次回响在他的耳畔。母亲从小疼爱他，但在这件事上，母亲的一句话却让他伤透了心。“要媳妇，不要儿子！”“要媳妇，不要儿子！”这句话只要一空闲下来，就在他耳边轰鸣。他从小喜爱名山大川，喜欢江河湖海，但眼下他面对心旷神怡的滇池，还有滇池西边风景如画的西山，他仍提不起神来。但是，王庆昌就是王庆昌，他从来没有失去对生活的信心，从来没有活不下去的感觉。在他心里、在他的眼里，前景永远是光明的、灿烂的，他对自己始终充满了信心……

一辆大卡车在他身边嘎然而止，打断了他的沉思。“嘿！这不是王庆昌吗？我在到处找你呢！”鲁近平一把将他扯进驾驶室说：“快跟我走，有一桩大活需要你帮我来做。”

昆明火车站前有一面大墙，原来上边画的是列车时刻表，为了美化环境，车站决定把列车时刻表换成一幅大壁画。由此，鲁近平想到了与外甥同命相连的王庆昌。这是一面长30米、宽5米的大墙。车站为他提供了一大堆云南山水照片，让他选一张作样本。照片选定后，车站领导说能不能在这山川之间穿一条铁路，与车站的工作联系起来。这对于一个画家来说是张飞吃豆芽——小菜一碟，王庆昌说没问题、没问题。那时，还没改革开放，包工还属“资本主义尾巴”。车站问王庆昌工钱咋算？王庆昌不会扯谎，说我在河北画一天给5块钱，按面积算也行，一平米30块钱吧。最后车站与他签了一份协议。协议规定：脚手架和材料由车站负责，全部工钱为4000元。验收标准就一条，画完后要与照片上的一模一样，不像不给钱。

车站很快清理了现场，搭起了脚手架。王庆昌随采购人员一起到商场购置了画具、油画颜料等所需材料。看到新购买的油画颜色和画笔，王庆昌顿时兴奋了起来，呀！久违了，多久没用这么好的笔，这么好的颜色了……

王庆昌不管画什么都是一丝不苟、十分认真的。他十分珍惜危难之时鲁近平为他承揽的活计。他也感觉到了这幅画的份量，这幅画画得好与坏，可能会决定或改变他王庆昌今后的命运。4000元呀！在70年代中期，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可是个天文数字啊。王庆昌按车站的要求，重新设计了选中的风景照片，在山川中加上了一条蜿蜒的铁路，并打好了小样。在墙面上打好底色后，又严格按照片和小样比例打上“九宫格”，开始了他流浪生活中的第一桩大工程。

脚手架很高，上下不方便，每天吃过早饭，王庆昌就带些干粮爬上脚手架，一天不下来，中餐和晚餐都在脚手上简单吃些干粮接着干。后来，车站领导发现这位画家如此卖力、废寝忘食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，专门派人为他送一顿中午饭。

这幅大作王庆昌用了一个月时间，非常圆满地交了差。壁画完工揭幕那天，昆明车站的领导、所有车站的旅客都震惊了，大家争先恐后地跑到广场先睹为快：蜿蜒起伏的云南山水，山峦叠障，云蒸霞蔚，一列气笛长鸣的客车穿山而出，声震云霄，西南春城的一派大好河山，万千景象跃然墙上。不仅比照片像，而且比照片美得多。如此大的油画，其亮丽、和谐的色调，宏大、磅礴的气势，给人以强烈的震憾力，为昆明火车站平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，凡路过昆明火车站的乘客无不驻足观赏。火车站领导对王庆昌的画技大加赞誉。王庆昌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到了一笔“巨款”……

 

 

1977年冬，晋州石村两个在云南中越边境服役的战士回乡探亲，在云南火车站前发现一些旅客都看王庆昌画画，也凑过去观看。“嗳！这不是咱村的王庆昌吗？”一个说到。另一个接过话茬说：“天底下长得像的人多啦，那可能呢，快走吧。”二人回到石村后，果然家人说本村的王庆昌出走一年多了。他俩就把在云南火车站的发现告诉了王家。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、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，作为父母，儿子出走一年多，就是有天大的不是，那有不惦念、担忧之理；作为彭炳欣，王庆昌尽管下决心不和她一起过了，但他总是孩子他爹呀！是死是活也总想见他一面吧。这一消息对于王家来说，无疑是即将来临的1978年春节的一件大喜事。遂立即组织人马赶赴云南将王庆昌“押”了回来。

王庆昌有一幅铁骨柔肠，困难和挫折面前，坏人恶事面前他一身豪气、铁骨铮铮。但在弱者面前，在不幸者面前，在儿女们面前，他又是柔情似水、心善如佛。出走离家近两年的王庆昌，一进家门，目睹满面苍老、满头银丝的双亲，面对三个稚嫩可爱的儿女，涌动在心头的那种对家人的怨恨，往日憋在肚子里那些“誓死不再回家”、“再不想进这个家门”的绝情硬话一下子荡然无存了。此时此刻，父母、族人的唠叨、怪怨都顺耳中听了，任他们去说，去数落。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梳理着自己纹乱的思绪，反省这前前后后的事情：他觉得这事炳欣也没错，相反，大儿子建波已10岁，二儿子建民已9岁，女儿晓云也6岁了，这都是她的功劳啊。父母有错吗？从他们那代人的思想观念去考虑也没错，他们愿意把儿子往火坑里推吗？这都是该我王庆昌过的一道坎儿呀。

王庆昌准备接受眼前的现实，他开始向命运低下了头。

事不能就这样了结，还得给王庆昌立个规矩，免得他日后不认账。因此，在王庆昌回家的第二天，在族人长辈的主持下，为王庆昌约法三章。三条道你自己去选：一、立马与彭炳欣复婚；二、可以不复婚，但彭炳欣离婚不离家，二人还必须在一起生活；三、等孩子们成家立业之后，谁想再重新组织家庭谁就离开这个家，谁不再重新组织家庭、守着孩子们，这个家就是谁的。

王庆昌选择了第二条和第三条，他没有和彭炳欣复婚。彭炳欣一生也没有离开这个家。

直到今天，王庆昌还是当初的想法：都是为了孩子们。至今回想起当年他从云南返回家乡时孩子们的状况，他仍表现出异样的深情和痛心。那是“文革”结束后的第二个年头，“十年浩劫”的阴影尚存，祖国大地千疮百孔、百废待兴，广大农村仍然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。不仅缺吃，还缺烧。粮食不够吃，没有煤，弄不到柴禾，家家户户生活极度困苦。“农业学大寨”，冀中平原到处推广种植一种连牲口都不愿吃的高产红高粱，称之为“千斤高粱”。高粱面饼子，高粱面粥，孩子们一见就咧嘴，谁也不爱吃，干耗着等下顿能有别的饭吃。一个个面黄肌瘦，三根板筋支着一个脑袋。王庆昌强忍着欲哭的泪水，在心里不住地劝慰自己：我不能再离开你们了，我是父亲，不能让你们再吃红高粱了。他感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。

这时，市场还没开放，尤其是粮食市场仍然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。但为了孩子，王庆昌顾不了许多，他手中有钱，他要想法变换孩子们爱吃的粮食。他又开始干常人不敢想也不敢干的事了。他偷偷将家里的高粱运到外县出售，然后发动他的朋友们搞粮票，搞煤。他对朋友们说，我有钱，我现在需要粮票，需要煤，你们都帮我想辙，出了事儿都推到我的身上。王庆昌是一个非常豁达、仗义的人，人缘儿很好，朋友也多。听说庆昌有难处，不少朋友都挺身而出，愿意出力。煤不好搞，一个朋友在化肥厂上班，就想法搞了两卡车炉渣，大家齐动手从中拣煤核，几百斤煤核就有了。别的朋友到处给他找粮票和油票，很快几百斤粮票、十几斤油票也有了。他跑到县城为孩子们买了几圈“二踢脚”，买了一箱子鞭炮。1978年的春节，孩子们过得无比开心，他们吃上了白面饺子、白面馍，还有新衣服穿，有炮放。

离家一年多，他卖画为生，不仅没有挨饿受冻，而且还培养了市场观念、经济意识。这年，“阶级斗争”的弦开始松动，农村集贸市场也开始恢复。王庆昌没有忘记年关这个年画市场。一张道林纸一分为三，一幅中堂画配一幅对联，中堂画“常娥奔月”，配时下时髦的对联。因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，谁家不想红红火火过个年，在自家添些喜气儿。所以，王庆昌这种年货奇缺，拿到街上本想买20元一套，结果40元一套都一抢而光。总共画了6套画，一下又赚了200多元。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收入，过个年使不清。

爆竹除旧岁，瑞雪迎新春。吃过大年初一的饺子，王庆昌给祖宗上了香，给二老拜过年就爬到床上睡大觉。其实他哪能睡得着，他开始蒙头思过：为什么一个个好端端的家庭变成了这样，为什么那些倒霉事都摊到了自己身上，为什么自己总是受人愚弄……那些事是自己的过，那些事是他人的非，他一件件的扪心自问、悔过自新。

王庆昌首先想起了年轻时干过的那些傻事、蠢事。1960年至1962年间，也就是他十六七岁时，石村有个绰号“神公豹”的人，比王庆昌大3岁。这人很坏，王庆昌经常受他的捉弄，给他当枪使，至今想起来，他都追悔莫及。

那时“神公豹”是村里的孩子头儿，王庆昌经常跟在他屁股后边。一次，“神公豹”和一个姑娘好上了，姑娘的父母知道后就极力阻止姑娘与他交往。为报复人家，“神公豹”就指使教唆王庆昌，到姑娘家门外说些不三不四、不着调儿的话羞辱人家。这家人本来与王家关系很好，尤其是解放初期互助组、合作社那会儿，王家成份不好，别的“贫下中农”都不愿意与王家互助，人家主动与王家合作，从不歧视这些成份不好的人家。结果，王庆昌这么一闹，使两家关系从此断了来往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“神公豹”想当村干部，就挑唆王庆昌与村干部们闹。王庆昌性子直，一点就着，“神公豹”就抓住王庆昌这个弱点，常因为一点小磨擦，或一句话说得不到，火上浇油，鼓动王庆昌今天和这个吵，明天和那个打架，得罪了不少人。村支书是王庆昌的一个自家哥哥，“神公豹”对王庆昌说他排挤我们，还私砍村里的大杨树，得造他的反。“神公豹”不会写字，就鼓动王庆昌给村支书写“大字报”还带人冲击支书的家。事后，“神公豹”两头落好人，对支书说，我不会写字，“大字报”是王庆昌写的。由此，得罪了这个自家哥哥。村里一些人和父母亲都劝王庆昌：“神公豹”一肚子坏水，你和他不一样，你没心眼儿，心不坏，不要老和他凑在一起，听他的指使。可那时，王庆昌就是听不进去。王庆昌与彭炳欣的关系破裂，与“神公豹”也有关系。王庆昌结婚时才17岁，涉世还浅，还是一个不太懂事的孩子，对社会上的一些事情还不明白。“神公豹”经常嘲笑王庆昌：“‘女人无才便是德’你媳妇是村里有名的才女，又比你大那么多，她会与你亲吗？我媳妇虽然没本事儿，但她与我亲。”

过罢初一，王庆昌打起精神出了门，过去与人打过架、自认为是自个儿不对的；在人家门口羞辱过人家的；凭白无故和过去那些村干部闹过事的……他都挨个儿登门认错，请求人家原谅。其实，大多数人都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，因为他们是不会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一般见识的。但，王庆昌这回是认真的，他确实感到自己过去做了不少错事、坏事。他要悔过自新，从头做起。但他还要惩治那些捉弄过自己的人，那些欺负过他或他家的人，那些横行霸道、欺压百姓的人……

王庆昌首先“收拾”的就是“神公豹”。一天，他找了一根铁棍子，将“神公豹”叫到门口，历数他过去挑唆他干过的坏事，并要求他一起去挨门赔礼道歉。“神公豹”不认账，还狡辩，王庆昌气不打一处来，冲进“神公豹”家里，砸了他家的东西，“神公豹”上前阻挡，王庆昌一铁棍打在了他的左臂上……“神公豹”找公社托派员（公安员）告状。但“神公豹”早已臭名远扬，王庆昌打他托派员在心里偷着乐呢。于是，托派员把王庆昌叫去教育一番，遮挡一下世人的耳目，事情也就过去了。

 

 

一打墙两打墙，

石村有个老虎王。

老虎王心眼强，

伺候了爹妈伺候娘（当地称伯母为娘）。

西打鬼东打狼，

好人待见坏人藏。

东盖房西盖房，

折了楼房盖楼房。

盖了楼房折楼房，

折了楼房搞个样儿。

这是1978年前后流传于石村上下的一首童谣。不知童谣出自那位高人之手，王庆昌至今仍觉得有些神奇。因为童谣不仅唱了他的过去，还预言了他的未来。这又是王庆昌一段传奇故事——

王庆昌原来有两处旧宅，路南一处是“土改”时政府分给他家的一个四合院（实际上这原本就是他家兴盛时的宅院）；路北是他继承他大伯家的宅院。这两处宅院都是明万历年间修盖的老宅。1983年，村里看上了他家楼顶上的陈土，劝他翻盖两处的二层楼房。于是，他将两处的旧楼翻盖成了新楼。北院给了他弟弟，南院留给了自己。1999年，他又新批了一决宅基地，盖了一处四层小楼，但刚入住一年，就被政府推了，这是后话暂不提。这也就有了“折了楼房盖楼房……”那一段。但童谣中是预言了他盖楼的事，就显得有些蹊跷。

王庆昌是石村有名的大孝子，因他过继给了他大伯，他既要侍候自己的父母，又要侍候伯父伯母，并且都照顾的体贴入微。这就有了“伺候了爹妈伺候娘”。

至于童谣中称他为老虎王，更是先见之明了，王庆昌“东方虎王”的赞誉出自90年代初，童谣早在1978年就言中，更是令人费解。

带有传奇色彩的事是“西打鬼东打狼”。

石村村西住着一个公安人员，是有名的“色狼”。王庆昌的一个好朋友在部队当兵，这个公安人员就时不时地去欺负人家的媳妇。为了别人不打扰他，晚上他就在这条街上装鬼，深更半夜穿一身白衣服，打个昏暗的小灯笼，在胡同里像幽灵一样来回晃。住在此处的人真以为闹鬼，晚上就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不敢出门。这样“色狼”就可放心大胆地干坏事了。王庆昌压根就不信什么神鬼，这事传到他耳朵里后，他就决定要打这个鬼。一天晚上，他找了一个朋友做伴儿，一人拿了一根铁棍子，在“鬼”还没出来时就藏在一个旮旯里，等“鬼”晃悠过来时，王庆昌举起铁棍照“鬼”的头部砸了下去。在举起铁棍的一霎那间，王庆昌突然想到这人虽色，但是个孝子，他上有八十多岁的高堂老母，砸死他谁来养活老人。在这个念头指配下，王庆昌手中的铁棍砸下去的力量轻了许多，只听“鬼”“啊呀！”一声溜之大吉了……之后这条街再没闹过“鬼”。他朋友的媳妇也再没受“鬼”的欺负。

石村村东住着一个退休老工人，外号“二狼羔子”。他仗着自己资格老、工资高，光欺负人，并且流氓成性，是有名的老流氓。他的儿子天生弱智，从外地给他娶了个媳妇，“二狼羔子”兽性大发时，连自己的儿媳妇也不放过。儿子虽弱智，但这一点还是分出个是非的，对老爹恨得咬牙切齿。“二狼羔子”与王庆昌的弟弟住一个胡同，“二狼羔子”住外边，王庆昌他弟弟住里边。夏天“二狼羔子”就在胡同里放个钢丝床，一丝不挂光着屁股躺在床上乘凉，搞得王庆昌的弟媳整天无法出门。弟媳到他母亲那儿诉说，母亲怕王庆昌知道后惹事，因这人是残废军人，那个年代这种身份的人吃香，谁敢惹！后来，邻居们告诉了王庆昌。王庆昌一听火冒三丈，马上前去找“二狼羔子”。这时，“二狼羔子”还光着屁股在床上躺着。王庆昌就进前好言相劝说：“你都60多岁的人了，穿件衣服好不好，要不人家女人们咋从这儿过。”不料，“二狼羔子”非但不听，还出言不逊：“你管得着吗！你个蹲过大狱的人，有什么资格管我？”王庆昌说：“我好言相劝你不听，可别怪我无情。”“怎么你敢打我？”“二狼羔子”边说边将钢丝床往王庆昌身上拱，随后跑到家里拿了把铁锨就要与王庆昌干。王庆昌扯住“二狼羔子”的胳膊说：“你别玩横的，咱到大街上去说理。”“二狼羔子”不去，王庆昌就把他拖到了大街上，并一边当着满街的群众说他光屁股在胡同里乘凉；一边左右开弓扇他的耳光。“二狼羔子”的弱智儿子在旁边边看边拍巴掌：“打得好！打得好！”

“二狼羔子”找公社、找大队告王庆昌的状。大队干部对“二狼羔子”说：“他打你我们都见了，他为什么打你，只有王庆昌这样不要命的鬼才敢打你，别人谁敢打你呀！你想想，你这辈子干过好事吗？”

这整子王庆昌真有些玩世不恭，和疯了一样，买了一辆大摩托骑着，威风凛凛，虎气生生，把村里那些一惯横行霸道的“害群之马”们，那些群众恨得牙根儿疼的“混世魔王”们，挨个收拾了一遍，共打了13家。直到后来，村里一些有点短处的人，听说王庆昌来了，早早就插上了大门。王庆昌敲门不敢开，要先爬到墙头上看看他手里提没提棍子，要是空着手才敢开门，着实帮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。村民们拍手叫好，叔叔大爷、大娘大婶们都夸庆昌办了件好事。王庆昌在村里出了名，成了镇宅的神仙，打鬼的钟馗，有些人还用王庆昌来吓唬孩子。孩子不听话一说“王庆昌来了”立马就老实了……

王庆昌的行动也得到了公社和大队干部的暗地支持，一些被打的人告到公社和大队后，大多被挡了回来。王庆昌对那一整子的行动记忆犹新，他说，那时就像鬼使神差、鬼迷心窍似的，有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，就想打这些欺负过自己，欺负过乡亲们的恶人解气。

就这样一晃又过去了大半年，这期间不少好心的朋友出来相劝：“养家不争气，争气不养家”，你王庆昌上有老下有小，已是三个孩子的爹了，整日就这样像个啥样儿！王庆昌也似乎大脑开始冷静、清醒，是呀！气也出得差不多了，那笔大钱也让他折腾的差不多，不为别的，不说自己的事业，就是为了养家糊口，也该出去挣钱了。他决定收缰勒马，“改邪归正”了。